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宋朝到建国初期）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以各种文字或图表等不同形式再现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是徽州所属六县（指黟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徽州以外区域，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教育、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经营、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最具体的反映，其种类众多、内容丰富，涉及方方面面，极为广泛，包括反映土地财产关系的各类契约、合同；反映赋役情况的鱼鳞图册、土地归户清册、收租簿及各种赋税凭证；反映商业经济活动的信件、帐簿、税照、会书等；反映社会活动的各类官方文书、诉讼、教育等文书；反映宗族社会实态的家乘、族规、祭祀、阄书以及反映民间生活、民俗风情的文字记录等，其介质主要是纸张，也有少量的石材、缣帛、竹木材料，均是珍贵的徽州文化资料，且真实可靠，非常难得，一般具有唯一性存在的特点。

徽州文书已知最早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南宋嘉定八年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南宋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距今有近790年的历史。但根据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绍泉先生的考证，该契约是一件抄白而非原件，属于原件的徽州文书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当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收藏《淳佑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淳佑二年即公元1242年，距今也有760多年的历史。如今徽州文书大都被珍藏在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黄山市博物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南京大学历史系、祁门县博物馆等近30家国内研究机构里。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徽州文书在20世纪50年代轰动学术界的大规模首次发现时就达10万余件，至20世纪末，已知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收藏的达到24—25万件，再加上仍然散落在民间的可资研究利用的估计数量，到目前为止，已知徽州文书现有存世总数应当不会少于30万件。

徽州文书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与条件，其大规模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不仅在徽学研究的领域意义重大，而且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对于明清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妇女史、家庭史等提供了大量可贵的实用资料。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丨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则更明确提出：“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探讨其发展规律方面，徽州文书具有很大价值，起着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作用。”国内则有学者认为，徽州文书的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断言，对徽州文书进行研究至少是进行着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的历史实态研究，藉以可了解与弄清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具有深刻的意义。

目前，徽州文书亟需抢救、保护与整理、研究。譬如在抢救与保护方面，注入资金、端出举措，对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来说，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同时还应利用其他社会力量共同为之。在整理方面，目前这批资料的系统整理工作已陆续展开，已有一些整理成果先后出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编纂《徽州文书类目》一书（黄山书社2000年10月版），除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等少数几部印数极少的徽州文书汇编本公开出版外，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徽州文书》（刘伯山主编，共十卷）等。在研究方面，总结和评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有关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和整理方法的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6个方面:1.徽州文书的性质和主要特点;2.徽州文书的史学学术价值;3.徽州文书的上下历史断限,大量形成和存世多的原因;4.徽州文书的数量估测和计量方法;5.徽州文书的分类法与整理方法;6.大陆徽州文书的收藏及其分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