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与近代的天津
历经600余年漫长岁月，天津从一个军事建制，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众所周知，天津是座移民城市，600余年的建城史无疑是全国各地移民在津的奋斗史，他们为天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明代天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许多外地商人来津经商，徽商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主要从事盐、茶、文房四宝等行业，并在天津建立了安徽会馆，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天津近代发展中，随着淮系集团的进驻，大批安徽人来到天津，他们在这里建功立业，创建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推动了天津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李鸿章推行天津近代化
李鸿章，合肥人，从1862年在上海设制造炮局开始到1895年卸任，领导洋务运动30年之久。其中自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驻节天津达25年。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作为晚清洋务运动中坚的李鸿章在天津先后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1870年李鸿章到任后，即从前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手中接管了多年无所作为的天津机器局，经整顿扩充，开始承制清政府所需的军火武器，天津机器局也由此与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构成了晚清四大军工企业之一，这成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开端。李鸿章随后创建了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铁路公司、老龙头火车站及铸钱厂、水泥厂等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
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开始筹办北洋水师。1879年，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又在天津制造局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在大沽海神庙设立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86年，在天津唐家口设立北洋武备学堂。在构建军事现代化的同时，李鸿章提出了“强与富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思想，认识上实现了由军事近代化向经济近代化的重要转变。在津设水师营务处的同年，首先架设从北塘到天津的电报线路，以此“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并相继架设天津至北京、北塘到山海关、天津至保定的线路，同时开办电报学堂。1881年，在天津法租界设立北洋医学堂。1888年，筑成由开平经阎庄、芦台到天津的津沽铁路，随后即以天津为中心，修筑新线。此外，李鸿章还大力支持创办邮务，洋人德璀琳的华洋书信馆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试办邮政，管理海关、使馆邮件，兼收民信，后来天津法租界内设立了邮政总局。朱其昂、杨宗濂等淮系集团成员在天津创办的民用企业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等，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在天津近代发展史上，李鸿章使天津成为洋务运动重要基地，是影响天津近代发展的绝对性人物。
周氏家族引领天津工商业发展
周馥，至德（今东至）人，从一介书生到封疆大吏，同样是洋务运动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自1861年入李鸿章幕府任文牍，他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40余年，官至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广总督等显赫职位。周馥步入仕途伊始，是天津为他提供了展示才智、平步青云的政治舞台。在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次年秋天，李鸿章函召他来天津襄助，治理永定河水患。周馥在天津任职近30年，正当天津开埠后向近代化过渡时期，他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在治水、兴工、理军、办学、外交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在其任津海关道期间，创办天津工程局，负责市政工程建设。周馥恪尽厥职，推动了天津向近代化城市的发展。周馥宦海浮游几十年，辗转南北，也将深居至德县大山中的周氏族人带到全国各地。周馥之后，100多年来，周氏家族人才辈出，已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名门望族。
周馥后人在天津成就一番事业的是其四子周学熙、六子周学辉。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许多知识分子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周学熙深受影响，放弃科举，投身实业。1897年，周学熙进入了河北开平矿务局。1901年秋天，周学熙被清政府派往山东济南。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非常赏识周学熙的才干，不久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将周学熙调到天津，委任为天津候补道兼办直隶银元局。从此，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开始创办北洋实业。1902年，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元局，在无设备、无厂房的情况下，仅72天就铸出了当十铜元150万枚，不仅缓解了市面制钱紧缺的局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世凯“因诧其神速，推为当代奇才”。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后，认为“国非富不强，富�**げ徽拧保龆ㄕ裥嗣褡迨狄担吖棵窀恢贰Ｊ悄�8月，创办直隶工艺总局，推广工商业的综合体，这对京津地区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06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北洋劝业铁工厂。同年，周学熙创办了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这是由国人自办的第一个近代水泥生产企业，也使周学熙蜚声国内。1907年，他又主持开办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即滦州矿务局。在投资经营上，他逐渐将投资重心由重工业转向金融保险业和轻纺工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纺织企业集团，大大改变了华北地区轻纺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极大影响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布局。1919年，周学熙主持创办华新纺织公司。同年1月，华新天津纱厂正式投产。华新青岛纱厂、华新唐山纱厂等也相继建成。周学熙还发起创办中国实业银行，附设永宁保险公司，总行设于天津，该行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与周氏经营的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
周学熙在20世纪初以天津为基地，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北方形成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奠定了京津塘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投资领域涉及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金融多种行业，形成了以启新、滦矿、华新三公司为核心的庞大资本集团。
周学辉一生追随其兄致力于振兴实业，兢兢业业，同样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爱国企业家。其后，周氏家族企业的后继者为周学熙长兄周学海之三子周叔弢、周学熙之次子周志俊。周氏三代经历了中国近代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勇于接受时代潮流的挑战，为促进北方特别是天津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孙氏家族与天津近代工商业
曾任光绪帝师的寿州（今寿县）人孙家鼎，其家族在天津的经济活动开创者是其两个侄孙孙多鑫、孙多森。1905年、1907年他们先后应袁世凯之邀来到天津，协助周学熙经办直隶官银号，后又协助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任协理。1906年底孙多鑫去世，孙家在天津的事业主要由孙多森经营。
孙多森1910年任直隶劝业道，1913年任中国银行首任总裁，任内颇有建树，他对于银行制度上的创始性建设，是留给中银的最大财富。1914年，孙多森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逐渐使其变为实质上的家族企业。通惠公司成立后，他以此为基础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11月，中孚银行成立，总管理处设在天津（1930年迁往上海），1918年银行开办国外汇兑，为我国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中孚银行不仅帮助了孙氏家族企业，而且对我国民族工商业企业也有很大支持。一些企业如天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困难、银行逼债的情况下，中孚银行果断援手，给予资金支持，使该公司重获生机。1919年孙多森去世后，孙氏事业由其幼弟孙多钰主持，他接任通惠公司总裁和中孚银行总经理，为这两个企业的长期发展呕心沥血。特别是中孚银行历经多次磨难均化险为夷，直至解放初期仍是我国较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
孙氏家族产业实力虽远不及周氏家族，但孙氏企业对我国民族工商业企业的发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盛传与天津新城
周盛传，合肥人，早年曾随其兄周盛波在乡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不久，即檄令他统领的盛军马步20余营从山东济宁调驻天津青县马厂，作为拱卫京畿之师。周盛传在考察了大沽、北塘海口及天津各处形势后，向李鸿章建议，在明代故城的基址上，修建天津新城，设险屯兵，旁控大沽、北塘。工程于1873年4月破土兴工，凡兴作俱仿“泰西新法”，历时两年建成，内外两城，大炮台3座，小炮台71座，并在新城内修建街道、学校，吸引外地商贾前来贸易。
周盛传在筑城之际往来天津、马厂之间，看到津南静海一带有空阔湿地100余里，“潮日两至”，可作水田，便主张开荒屯田，并选择津南洼地围滩造田，此即后来的新农镇，亦称小站。后来，疏浚造田，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小站稻”，在华北一带名闻遐迩。小站由于兵精粮足，后来成为北洋新军练兵基地。
周盛传的贡献不仅巩固了海防，而且利于国计民生，他去世后，天津士绅感其恩德，遗爱在民，捐款为其建祠，这就是周公祠的来历。
天津保卫战中的聂士成
合肥人聂士成，是清军中著名的爱国将领，曾台湾东拒法军，辽东北击日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两地，并率先攻陷大沽炮台，聂士成临危受命守卫天津。他当时属武卫前军，由直隶总督荣禄统帅。他对荣禄说：“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 7月5日，聂军与义和团合力围攻紫竹林租界，昼夜与敌军激战。7月9日凌晨，八国联军6000人向退守在八里台的聂军反扑，另外500名日军也从聂军背后紧逼，聂军陷入重围。突围中，聂士成冒着八国联军的**林弹雨，四次更换坐骑，指挥士兵英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一弹由口穿入，又一弹洞穿太阳穴，最后一弹伤胸膛始倒地”。
袁世凯挽联赞其：“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杀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今天，在河西区八里台，聂公仍挥刀跃马，立于青松翠柏之中。
段祺瑞在天津
段祺瑞，合肥人，是清末北洋新军的重要将领之一，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他一生的军政活动主要在北方，而天津又是其军政生涯的起点、活动的重要基地和做寓公的地点。
段祺瑞发迹于天津，1885年，他考入由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7年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1889年春，被派往德国柏林军校和克虏伯炮厂学习。1890年回国历经六年后，他被袁世凯奏调到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并任炮兵第三营统带兼随军学堂总兼，由此奠定了他在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初年，先后发生了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闹剧，段祺瑞作出了正确选择，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张勋复辟，为“再造共和”发挥了积极作用。1920年直皖战争后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两次下野后均回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暂组临时执政府的决定，就是在他与张作霖等召开的“天津会议”上决定的。段祺瑞晚年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利诱。
段祺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一生不事敛财生利，作为北洋军阀的重要成员，他力图武力统一中国，极力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多次掀起军阀混战，但他为维护共和制度也确实作出了努力，而天津则是他军政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
其他安徽人的贡献
安徽人在天津创办的企业，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寿州（今寿县）人张益堂1852年创立的天津同仁堂，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也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天津最古老的中药企业。郎中世家出身的张益堂及其后人的经营活动中，体现着徽商所共有的“儒商”特点。同仁堂的创立，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初期，在日益兴起的商品经济大潮刺激下，由药草采摘加工这一农村手工业应运转变而来的私人工商业，它的存在与发展折射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之光。
合肥人龚心湛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要职，1926年5月结束政治生涯后，定居天津长期从事经济活动。经周学熙推荐与扶植，先后充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理、通益味精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总董等职，他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
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吴懋鼎。1880年来津筹办汇丰银行天津分行，遂定居天津。吴以买办身份活跃于天津商界和实业界，与天津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合称为“天津四大买办”。为李鸿章所赏识，任官职，1898年因“百日维新”牵涉卸去官职。吴懋鼎自1887年相继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机器织绒局、北洋机器硝皮厂、天津电灯公司、天津自来水公司等企业，为近代天津民族工业开拓者之一。
阜阳人倪嗣冲，早年曾追随袁世凯，参与镇压安徽的二次革命后，任安徽都督、省长，1920年皖系战败后解职，寓居天津。在津与王郅隆投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裕元纱厂、大丰面粉公司、寿丰面粉公司、开元农场、利中酸厂、中国油漆公司等，在英租界、日租界以及河东、河西等地均有大片房产及住宅，当时有资产价值银洋八千万元之多。其中，裕元纱厂是当时天津资本最雄厚、获利最丰厚的纱厂，开天津大型纱厂之先河。倪嗣冲是在天津投资最多的北洋军阀，他投资的企业，基本上是采用近代企业管理制度运作的，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和近代化建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从李鸿章到曾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的安徽怀宁人杨石先，天津有诸多的安徽人，近代的天津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广阔空间，这些安徽人也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许多变革、创新都是从天津起步的，安徽人在其中充当了先行者、试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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