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寻根—说“皖”

传统渐行渐远，但安徽人之于“皖”当如影随形，如声随风，建省三百多年间，谁不是以“皖人”相称。

但近年来安徽许多省级活动多冠名于“徽”而不言“皖”，更罔论皖根皖源之说了。这就难怪近日天柱山下潜山县城要造一座皖公像，不少人便对皖公是谁不明所以。

文化有着传承与发展关系。安徽人不仅要了解徽文化，亦应弄清皖之渊源，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才能更清醒地面对当下，稳健地走向未来。

皖之本意

而今所能见到的记“皖”之文，间接于《史记》，直接于《汉书》。盖因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其死后即发生残缺，加之历代版本传抄衍误，导致今之《史记》中已没有“皖”之说了，如今所能见到的只是唐宋人书中引用到古本《史记》关于“皖”的片断史料，如唐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一：“舒州……古皖国也，春秋时有皖国，《史记》曰：皖，夏姓，皋陶之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二十五：“舒州……春秋时皖国也。宋时舒州即今安庆市之前身，州治在今天柱山下潜山县城。另有学者考证“皖”为形声兼会意字，其声旁亦兼表意，象征黎明时屋里有人起身，屋外已露白光，从而认定“皖”是奉晨光为图腾的崇拜自然的部落。此说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皖地崇尚自然之风传承久远，隋唐发脉于此的禅宗文化就十分贴近自然,尽管尚有一些未尽之证，亦不失为一家之言

皖国其君

在中国历史上自西周至春秋是一个宗法制度臻于完善的时代。周代采取了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辅相承的做法，目的在于既坚持“家天下”之正统，又能处理好同姓兄弟子侄、异姓功臣以及一些部落首领的关系，这样便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国，在诸侯国之间和周围又有不同程度上从属于周朝的许多方国部族。到了春秋初年，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全国处于分裂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有120多个。今安庆一方八县市1.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春秋时主要为皖国与桐、宗（枞）国所在地。唐朝杜佑的《通典》、北宋李的《太平御览》，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著作中都提到《史记》所载的皖国之文，并且内容也大体一致，这说明《史记》的皖国之文至宋元间都还存在，但到明清以后，地方总志言及舒州与古皖国沿革史时，不再注明为《史记》所载，这说明古本《史记》可能在抄录与版刻中脱文误字而导致皖国之文缺佚。

从历代方志连续性的记载中可知，古皖国所在地舒州在唐宋时领有5县，即今安庆市一方，州治衙门在皖城，即今天柱山下潜山县城位置，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升舒州为安庆府，端平3年，即1236年府治才迁至长江边沙洲上，至景定年间才建立新城，即今安庆市区，为区别之，则称为宜城。通过历史地理考证，可以得出结论：今日安庆一方为皖之源，更具体地说，今日潜山县为皖之源。

那么，皖国与周边诸侯国及方国是什么关系？其国君又是谁呢？

据考，皖国与群舒系方国一样，均为东夷集团皋陶之后。从已知的唐宋地方志看，国君应为“偃姓”。 北宋初年李奉旨编《太平御览》引用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的舒州片段：“舒州同安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皖国也，《史记》曰：‘皖，偃姓，咎繇（即皋陶）之后也。查《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史记正义》是赫赫有名的“史记三家注”之一，作者张守节是早于杜佑与李吉甫的唐前期著名历史学家，所注的权威性不言而喻。皖既为皋陶之后，其为偃姓，因此南宋罗泌在《路史》中直言“夏姓非”。笔者也发现自宋以来绝大多数方志均持偃姓说而弃夏姓说。

综上所述，皖国的国君有姓而名已早逸，到后来，除故纸堆里还有姓氏记载外，民间基本连姓及名皆不记也！为什么？因皖国国君官位在周为大夫，被周天子封于皖，为伯爵。按礼制，一般人是不可直呼其姓名的，因而一直被尊称为皖伯，久而久之，人们不知其姓名也就不足为怪了。幸亏司马迁时代离春秋不远，司氏利用“太史令”之便，通过查阅大量皇家藏书和官府档案，结合随驾出巡的亲身考察，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伟大通史式的纪传体《史记》，勾沉了《左传》中未予记载的皖国史料，虽为片鳞半爪，仍弥足珍贵，是值得信赖的。

以国为姓在春秋时最为普遍，正如朱、郭、徐、楚、鲁等姓氏一样，皖伯后代也就以皖为姓了，只是后来迁往南方去了，故今安庆一带已不见皖姓人氏了。

皖伯信仰

从皖国国君偃氏爵位为伯的情况看，其声誉、影响显然要高于其它子爵小国。明代嘉靖三十三年安庆府志云：“周封大夫于皖，而皖之名始著，大夫则周之贤者也，是以得封于皖。”此论应当不谬。按周代分封制，周王采取的是由亲及疏的分封原则，周姓亲族优先尽封，异姓受封大多是因为贤德有功所致。明代著名儒学大师、安庆知府胡缵宗以为：尽管过去一些志书遗失了皖伯的政迹记载，但皖伯是一个可以与封于齐鲁的姜太公、周公旦比肩的卓越国君。

从近年来皖国国都所在地潜山县城乃至安庆一方的考古研究情况看，皖国的文明成果还是值得肯定。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潜山县南薛家岗文化应该是“皖”的源头，同时因地处吴楚之间，皖文化的发育又融合了吴楚文化的某些元素，但其自身的青铜文化比较发达，在今日潜山彰法山及太湖、怀宁等地已出土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食用日用器和兵器，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春秋时期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陶范”，这充分证明皖国有了自己十分可观的青铜铸造业。在今潜山彰法山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席”等陪葬品，其精细程度足以与两千多年后潜山仍在出产的“舒席”相媲美，这说明皖地竹编技术发展亦较先行。近年来在潜山县城周边几百座楚墓的发现以及安庆市迎江寺东侧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中春秋水井、灰坑等遗迹的发现，足以证明春秋时皖地确有较大规模的人类居住和生产活动发生，这些考古成果从侧面佐证了皖国的一度辉煌，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对皖伯崇敬有加。出于对皖伯的敬仰，人们便把皖地的中心城市称为“皖公城”，简称“皖城”；把天柱山尊称为“皖公山”，简称“皖山”；水为“皖公水”，简称“皖水”，以示纪念。从唐李白、王延龄到宋代王安石、黄庭坚、徐俯，再至明代李元阳、胡缵宗等文士名家均有诗写到“皖公山”或“皖伯尖”，或“皖伯峰”、“皖伯山”。

历代沿袭以命名形式纪念皖公的，明代以前的皖故城中有“皖伯堂”、“皖公门”，明清至民国时期在潜山县西四里还有“皖公桥”，特别是清康熙初成立安徽省以后，以皖为全省之简称，这是对皖公更高规格的宣传与纪念。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礼制传统的国家，历代都把先人先哲奉为神明而加以祭祀，南宋王象之在其巨著《舆地纪胜》卷十六中说:“皖伯古城，主咎繇之祀，潜峰胜地，经汉武之游。”史志记载皖地每年祭祀皖伯的传统由来已久，无论是在皖故城，还是在后来迁建的宜城，主皖伯之祀的礼制一直未变，因而在皖山皖水之间先后建有“皖伯祠”、“皖伯庙”、“皖公庵”、“皖伯台”。南朝著名才子徐铉曾知舒州，在离任时写有《移饶州别周使君》诗，其中有云：“皖伯台前收别宴，桥公亭下舣行舟。”徐铉在南唐元宗保大十三年前后任职舒州，可见一千多年前用于祭祀的皖伯台就已存在，到南宋则称之为“皖伯坛”。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还告诉我们，早在汉代，天柱山南就有“皖伯祠”，至隋大业八年（612），县令辛公义移至皖水之南、吴塘堰侧，即今潜山县野人寨潜水畔；唐永淳元年（682）“皖山祠碑”可证之；再至唐开成5年（840），舒州刺史郑谷又在吴塘神庙东边另建“皖伯祠”。明代嘉靖33年安庆府志说：“皖山之阳有庙焉，”“五尺童子莫不知为皖伯庙，加礼敬焉”。笔者查阅史料发现，明末以后庙即不存，主祀皖伯之礼只是在名宦祠中进行，由于府治已从潜山搬至江边，故而每年在新府治安庆与旧府治潜山两地的名宦祠中同时进行，清康熙六十年安庆知府张楷说：“谁无百年之身，难必千秋之口！（皖伯之事）核之确，书之当，则此百年而千秋者。”

皖源流长

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辐辏之基。因皖伯始封于春秋，皖地肇基兴邦的时间相对靠前，史称这里为“古舒区”，“山水之国”  ，其盘山踞水，襟淮带江，曾为中原之门户，迄汉即为重镇，唐为名郡，宋为都会，明为畿内之府，清为省会之区，在这种背景下，自然形成了一个始终以“皖”为号，有着相似的物质文化传统与习俗的独立文化单元，即古皖文化聚合体，由于迁城变化，前期（宋以前）以古皖城即今潜山县城一带为中心，后期（南宋以后）以宜城，即今安庆市区为中心，涵盖了今日安庆市八县三区。在今日安徽境内的三大文化圈中，历史上淮河文化粗犷质朴，民间文艺多元发育；徽州文化商气十足，实用文化较为发达；而皖文化则是文质兼备，经商兴财相对逊色。迨至清康熙初安徽省定治安庆后，凭借长江水系这一文化孔道影响，整个八百里皖江流域联系得以加强，形成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皖江文化。这就是今天马芜铜宜皖江城市带由来的文化渊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皖省源头看，皖山雄浑厚重，自古便孕育出一种敦厚坚毅的人文品格，明代就有“安庆人物忠敢，不愧于古”、“风气近厚，故其习高”之誉，“皖水流长，山水清音，民多俊秀，美女辈出，即使农人大多也能引吭高歌”，因山深秀川迤逦，风土清美，有山川之胜，鱼米之饶，自唐以来，教育发展，书院兴盛，久陶圣化，积习仁风，人文蔚起，代不乏人，先有释道兴，后则儒士兴。史志有云：“惟皖多君子，经纬区宇，表率邦国者，振振于前，绳绳于后也。”清康熙安庆府志载，历代乡贤就有86人，为仕者明代以前72人，明以后1600多人，其中不乏国学大师、科技人才、达官巨匠、军事将领、艺术良才，名士文化应为皖文化翘首之一，余者还有禅文化、茶文化、戏文化、非另作专论而不能备述矣。

民间有云：木本于根，水渊于源。重新打量皖山皖水，田园风情，既有沧桑之感，又有自豪感，作为皖省源头所在，令人倍增厚积薄发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