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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三百多年里，徽商是全国驰名的大商帮，他们足履天下，富甲一方。万历《歙志》载谓：徽商经营，“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长江下游早已流传的“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无异为徽商铸就了一座丰碑。当作为徽商主体的盐商衰落后，徽商们仍在困境中奋斗，不绝如缕，甚至赢得了红顶商人的极大荣耀。
来自万山丛中的徽商，凭什么得到历史如此的青睐和眷顾？一言以蔽之，凭的是“徽商精神”。这种精神根植于徽州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它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也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徽商多为小本起家，没有本钱时，他们或则变卖家产，或则多方举债，不少妇女慷慨卖掉自己的嫁妆支持丈夫经商。一个人资本少就合股经商，如徽商程锁在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为了生存，乃邀结本村志同道合者十人每人出300缗合伙在吴兴县的新市经营布业，他们立下誓言：出门步行不坐车，隆冬不喝酒御寒。夏日炎炎，他们躲在车轮后面以挡烈日炙晒，舍不得买一顶草帽。正是凭着这种精神，终于创成大业，十人皆致富。
商场如战场。经营中亏本折阅之事，时有发生。不少人受到打击后，一蹶不振，销声匿迹。而徽商却不同。徽商不言败，不怕败。明代歙商江遂志，去北方经商，摸爬滚打好多年，渐渐致富。谁知被宦官诬告，“尽没其囊”；又遭舟覆，“一无所有”。但他不气馁，又凑资转去豫章经商。谁知江中运货，“大风舟坏，仅以身免，徒手来归。”家人哀叹之，乡人窃笑之，他全不为动，说：“是区区不得志于时也，乌足难我？”他认为两次失利，都是运气不好，不是自己无能。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了，仍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变卖家产来到南京、扬州业盐，终于起家致富。休宁商汪麟英在楚闽经商，赚了一些钱，可是接二连三的打击随之而来：“中于火，中于逋，中于寇”。火灾、拖欠、抢劫使他“仍落如前”，但他决心重振旗鼓，从头再干，终于东山再起。史志载谓：“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餍焉。”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
市场形势，千变万化，必须通权变，运智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古代被奉为“治生之祖”的战国商人白圭说自己经商“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并说：“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货殖列传》）徽商非常善于从历史上汲取成功经验，学习运用那些著名商人的思想、谋略。首先，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会出现物产此歉彼丰、物价此贵彼贱的现象。徽商正是掌握了市场这一特点，故大多选择了长途贩运的经营方式。他们把苏浙的棉布、丝绸，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于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运至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至江南，再把江南的特产运往北方。就在这种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交流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其次，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歙商阮弼初到芜湖，看到这里交通便捷，舟车辐辏，决定在此创业。当时市场上均分行立业，唯独棉布无人经营，乃决定经营布业，“利且数倍”。后来色布畅销，染人获利甚丰，又决定经营浆染业，“自芜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五方争购，他大获其利。色布在吴越蓟梁燕豫齐鲁之间十分畅销，于是他又“设分局而贾于要津”，从而成为一名大富商。再次，相度土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作出科学的决策。歙商程季公决定经商时，做了一次远游，“东出吴会尽淞江，遵海走维扬，北抵幽燕”，这样，天下“万货之情”了然于胸。在这个基础上他作出决策：“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吾郡瘠薄，则用子钱。”就是说，苏州一带由于棉织业发达，则可经营棉布业；扬州由于处天下之中，则可经营盐业；徽州贫穷，则可经营典当业。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不仅自己“加故业数倍”，而且带动了同族一批人致富。
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徽商的和协精神首先表现在一个个商业团体中。他们知人善任，因材器使。用人不疑，推心置腹。在内部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从而不断推动商业的发展。在整个商帮内部，他们大多能同舟共济，互相帮助，以商帮的整体力量雄踞商界。乾隆初年，盐商吴某事迹尤为典型。据《三异笔谈》卷三载：
运司鼓楼颇雄敞。闻乾隆初有鹾贾程某，以负债太多，暂避于此，孤寂无聊，凭阑静眺。逡巡至夜半，忽闻复有橐橐然登梯者，睇之则同业吴某。惊讯曰：“君何为亦来此?”吴亦讯曰：“君何为先在此?”程曰：“吾今岁逋负四万，无以应付，故隐此。君本厚利广，何以亦来?”吴曰：“吾今岁未了，须十万金，今拼当仅及其半。与甲则漏乙，给丁则缺丙，剖分无术，故匿此以待来年。”程曰：“与君作伴，守岁良佳。”吴曰：“不然，吾有金五万在家，自用则不足，济君则有余，何不假吾金去，尽可归家料理。”即作票付程。程即驰去。俄顷复来，并载酒肴酌吴曰：“吾嘱伙料理，今乃真可伴君守岁矣。”两君皆徽籍。程更良贾，工心计。是岁以海运遭风，至大折阅。兹仗吴接济，得不废业。明岁，即夤缘轮办甲务，甚著猷为，名几与江广达亚。吴遂援同事亦仍复故业。今其子孙尚为巨商，然皆光复旧物耳。
这种把他人之难当作自己之难，竭尽全力，急人之难的精神确实感人。很显然，他们两人如果不能互相帮助，那两人都不能渡过难关，更遑论振兴旧业了。一个商人，往往都是在众人的帮助下，才发展起来的。这在徽商之中已蔚为风气。
各地徽州会馆和同行业公所的建立是徽州商帮内部和协精神的突出表现。明清时期，凡徽商聚集之处，大至都市，小至集镇都建有徽州会馆，正如徽人许承尧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这些会馆、公所及其他公益慈善机构的建立，都由徽商共同襄助而成，起到了“敦睦桑梓，声应气求”的作用，既可为徽商提供议事之所，又可为徽商排忧解难，增加了徽商之间的凝聚力，发扬光大了徽商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徽商的和协精神也表现在徽商与家乡以及经商所在社区的关系上。徽州是徽商的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是其“根”之所在。徽商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为家乡尽力。他�**阒米逄铩⒁逄铮燃帽咀寤蚣蚁缜钊耍辉谛蕹恰⒅贰⒓芮拧⑿藿ㄊ樵旱鹊确矫嬉捕嘤泄毕住Ｋ堑闹种�“惠及乡闾”的质行义举，尽管耗费了不少资本，但赢来了一片颂声。“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徽商不仅在家乡留下了美好的“名声”，而且把“膏泽”洒遍经商社区。徽商在经商社区内大力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对建桥、修路、筑堤、浚河等公益事业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出谋划策，甚至躬任其劳。对于救灾赈荒的慈善事业，徽商更是不遗余力。如歙商汪应庚，在扬州业盐，“雍正九年，海啸成灾，作糜以赈伍佑、卞仓等场者三月。十年、十一年，江潮迭泛，州民仳离，应庚先出橐金安定之，随运米数千石往给。时疫疠继作，更设药局疗治。十二年，复运谷数万石，使得哺以待麦稔。是举存活九万余人。又于邻邑之丹徒、兴化并输粟以济……乾隆三年，岁饥，首捐万金备赈，及公厂煮赈。期竣，更独力展赈八厂一月”。徽商对于经商社区，本无寸土之责，但他们却能经商一方，造福一片，赢得了社区民众的赞誉。徽商在人地两疏的地方，之所以能够立足、扎根，不断发展壮大，应该说与这种“和协”的商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徽商之勤，天下闻名。他们长年累月，跋山涉水，奔波不息，曾被人誉为“徽骆驼”。致富后的徽商大多能富而犹朴。祁门商倪炳经“少承父业，窑栈云连，畎亩鳞接”，显然是个大富商了，但他仍然“守以淡泊，布衣暖，菜根香，俨然一寒素子”。大盐商鲍志道，字诚一，在扬州业盐，身任总商二十年。当时扬州奢侈成风，一掷千金，习为故常。“诚一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巧之客，不留于宅”。他还对别人“以俭相戒”，在他的影响之下，扬州“侈糜之风至是大变”。有的徽商还将节俭写入《家典》，如《茗洲吴氏家典》明确规定：“子孙以理财为务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费用，以致亏陷，父兄当核实罪之。”所以顾炎武曾经说过：“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皆千万金家也。”康熙《徽州府志》卷二云：徽商“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蓄积。贫者日再食(日吃两餐)，富者三食(日吃三餐)。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女入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俗能蓄积，不至厄漏者，盖亦由内德矣。”康熙时，徽商正处于兴旺发达时期，“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但仍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不仅商人能俭，商妇犹称能俭。勤俭确已蔚成风俗，成为一种可贵的精神了。
为什么徽商能形成这样一种精神？归根到底，正是徽州文化哺育的结果。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历史上来自中原的三次大移民，不仅给徽州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而且带来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它们与当地的土著山越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既有儒家文化的主体特质，也有土著文化的基因。这里极其艰苦的环境养成了徽民刚毅顽强、吃苦耐劳的品格。宋代以来，由于朱熹的影响，这里“儒风独茂”，被誉为“东南邹鲁”。重教兴学成为风尚，“虽十家村落，不废诵读”。生于斯、长于斯的徽人从小就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滋润，对其一生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徽人参加科举，能够屡屡蟾宫折桂，领先天下；而出门经商，又是“贾而好儒”。儒家文化已经化为他们的灵魂。可以说一代代徽商都是儒商，他们有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徽商几百年的绵延繁荣，都可以从这种文化自觉中找到它的根源。
反观当今商界，为什么有的商人在创业打拼时是一条好汉，然而一旦成功，或则小富即安，志得意满；或则富而骄奢，行径荒唐。“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这种悲剧之所以出现，文化的缺失可能是根本原因。
没有文化，就没有精神，就没有灵魂，就没有理性。商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素质的竞争。文化是商之魂。这应是明清徽商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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