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徽州府包括安徽省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这里孕育出中国最著名的商帮：徽商。徽商，皆出生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徽商、粤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徽商、潮商与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商帮”。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徽州人外出，多四处经商，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诚实不欺”。徽商亦不乏饱学之士，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又有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明《神宗实录》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这显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这种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备的素质，无疑是一种优势，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商人还设立“族学”，为宗族子弟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时亦惠及乡民子弟，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朱熹、戴震、胡适以及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都是徽商之后，“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经商致富后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是徽商的传统，所以绩溪胡家背井离乡到江苏经商谋生，一有收获，便加大对后代的培育投资可能也是孕育出政治家的首要原因。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贾而好儒”，兼具喜爱藏书，程晋芳、鲍士恭、马裕、汪启淑皆兴建藏书楼，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可以说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了儒商精神，并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又如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张舜征曾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

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速发展。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这时徽商挟其在两淮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趋，宣歙（宣城、歙县）人尤多。”徽商足迹已遍及松江、吴淞、嘉定和浦东了。

徽州望族汪姓如汪应庚、汪廷璋多在两淮从事盐业。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五十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则是积极交结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垄断市场。

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徽商，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